“根据法定继承的规定，按照被继承人去世的先后顺序，大姐、大哥、二哥、小妹应继承份额为73/360，三弟媳应继承份额为20/360、三弟儿子应继承份额为48/360，具体金额等我再算一下。”法官助理赵赫放下手里写着密密麻麻字的纸，擦了擦手心的汗，又拿起了一张新的白纸。（法官）

“法官，我听懂了，您也不要再算了，我的份额愿意少分，补给老三媳妇和侄子。”（当事人对法官说的）

“调解员，你帮我跟其他兄弟讲，该给我的我不要，拆迁安置补偿我在老宅里装修添附的钱我也不要，我都留给儿子，那也是他们的侄子。”（当事人对调解员说的）

“法官，当事人表示自己出嫁后确实很少尽孝，也愿意少分，把钱补给其他兄弟姐妹和侄子。”（调解员对法官说的）

“我们都同意按法官和社区提出的调解方案办。”（当事人最终意见）

一件牵扯几十年家庭矛盾的继承纠纷，在你一言我一语中，终于在社区调解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徐氏老夫妻结婚于战乱年代，那时候新中国尚未成立。解放战争期间，老两口收养了九岁的大女儿，之后陆续生育了四子一女，不幸的是四弟夭折。小时候，老夫妻劳务繁忙，几个小家伙都是懂事的大姐带大。大姐出嫁后，渐渐淡了感情，很少回来。孩子各自长大成人并陆续成家，添丁进口喜悦的同时也难免伴随着婆媳、妯娌间的小摩擦，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九十年代末，徐老太去世，千禧年刚过，三弟又因疾病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徐老丈五年后也悻悻离世。徐老丈晚年主要由大儿子和二儿子照顾，两家人也曾因照顾老人问题而不睦。老夫妻去世后，老宅本由大儿子看管，后因三弟媳不停讨要，大哥交出钥匙。三弟媳和侄子便居住在老宅，三弟媳还对老宅进行了一部分装修添附。此间无事发生。2022年，老宅拆迁，三弟媳代去世的徐老夫妻在拆迁协议上签字，认为老宅是老夫妻留给自己家的。几家兄弟姐妹认为这是老父母的遗产，于是对拆迁安置利益处分起了争执，社区多次调解无果，便诉至滨湖法院。金钱有价，亲情无价，这场纠纷该如何平息呢？

滨湖法院民一庭受理案件后，法官助理赵赫认真查阅卷宗、了解案情，通过庭前质证，多次走访，逐步查清了当事人之间的亲属关系及老宅情况，又通过与社区对接联系，了解家庭成员间的矛盾原因。赵赫和社区调解工作人员一致认为，徐氏家族家庭矛盾纠纷并未尖锐到不可调和，随即决定利用社区曾做过调解工作又熟悉其家庭情况的优势，再次通过社区平台进行调解。

11月18日下午，滨湖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孙熠、法官助理赵赫共同前往荣巷街道新峰社区，将各方当事人代表十余人共同召集到社区调解室，与社区调解员一起开展调解工作。赵赫向各方详细分析讲解继承法的相关规定，耐心计算各方当事人应继承的份额。社区调解员则从亲情的角度耐心劝导，各方本就没有太大的矛盾，作为血浓于水的大家庭，理应互相理解，互相扶持。

在法理与情理的交融下，最终双方当事人当场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了调解协议。这也就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调解结束后，副庭长孙熠对社区工作人员共同化解矛盾纠纷表示感谢，更希望以此为契机，有效构建起法院与社区、居民间沟通的桥梁，以“法官+社区+人民调解员”的调解力量，充分发挥矛盾化解合力，力求将群众间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家门口”。本案的成功化解，正是滨湖法院积极融入社会治理体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化解矛盾纠纷的一个生动实践。既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也在节约司法资源的同时，提高了司法效率，达到案结、事了、人和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