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未成年人，是指由于父母等监护人监护缺失或监护失当，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儿童。对困境未成年人的保护、公力救济乃至公力干预，是国家亲权理论、“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必然要求。当前，虐童、弃童案高发，推动建立困境未成年人紧急保护制度是当务之急，司法、社会、学校、家庭应当共同努力。

    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的法律规定比较概括，且操作性比较弱。各地法院通过个案实践努力进行探索，但尚未形成成熟统一的工作模式与流程。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探索，我认为应当从三个方面推动此项工作：

    第一，儿童利益最大化是困境未成年人紧急保护机制的指导原则。一方面，对于虐待、遗弃等严重侵犯儿童利益甚至造成伤害、死亡等后果的父母，依法不仅可以剥夺他们的监护权，必要的还可以进行治安处罚乃至追究其刑事责任。另一方面，相关研究表明，原生家庭对儿童的成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对于父母由于教育观念、经济条件、自身健康等原因无法履行或履行监护义务失当的，国家应当在对父母给予亲职教育、监护支持、心理干预等一系列举措后，让儿童回归家庭；对于父母等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且屡教不改的，法院可以撤销其监护人资格，但是，在判决后的一定时期内，被撤销监护权的监护人认真悔改，申请恢复行使监护职责的，法院仍然应当以有利于涉案儿童的健康成长为衡量标准，决定是否判决恢复其监护权；只有当父母被撤销监护人资格后，依然不思悔改的，国家应当为未成年人安排家庭寄养或国家监护。

    第二，联席会议制度是目前建立困境儿童紧急保护机制的有效形式。由于目前相关法律规定和具有操作性的规范性意见的缺失，实践探索尚未积累充分经验，困境未成年人紧急保护尚未形成成熟机制。各机构对各自分工、紧急处置、证据保存、诉讼前置程序、裁判标准及监护权撤销后的未成年人安置等问题存在认识模糊、准备不足的情况。我们的实践经验说明，建立一套分工清晰、准备充分、循序渐进的工作流程，有利于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建立与完善相关工作机制。

    第三，困境报告、临时庇护、提起诉讼、法院裁判、判后安置工作的系统衔接，是保护困境儿童的必要保障。要将监护权干预的法律规定落到实处，必须建立配套的困境报告制度、人身保护令制度、临时庇护制度以及在撤销监护权后的安置庇护制度等。从法院角度来看，在做好监护权撤销、变更等案件审理的同时，应当加强与公安、民政、医院、学校、工青妇、村委会、居委会等单位和社会团体等的系统衔接，全面保护困境未成人合法权益、真正维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当然，真正解决困境儿童问题的根本之策，归根结底还是要从国家立法层面上推动儿童福利法的尽快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