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人在收受他人财物之后予以退还或者上交的行为如何界定其性质，曾经也是受贿罪判定的司法实践中颇有争论的一个问题。笔者主张，只要行为人能够及时、主动地将收受的财物及时退还或者予以上交，可以将其退还或者上交的财物数额予以相应扣除，不认定为受贿性质。为了堵塞“漏洞”，司法解释第九条第二款又做出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笔者认为，这一“例外”规定十分必要，有利于从本质上排除缺乏“主动性”的行为，使不认定为受贿的行为范围得到了较为严格的控制。不过，在具体司法操作层面上，存在如何判断退还、上交财物的“及时性”问题。

    笔者认为，主动退还、上交财物是排除行为人具有受贿故意的实质条件，但对“主动性”的判断需要通过“及时性”去加以证明。因此，设定及时退还、上交的具体时间界限，并非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完全没有意义。而是科学、合理的，也是便于统一执法尺度和有效控制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有益之举。至于及时退还、上交的具体时间界限，可以参照国家有关公务礼物（包括礼品和礼金等，下同）上交登记的相关规定予以确定。现行刑法第三百九十四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或者对外交往中接受礼物，依照国家规定应当交公而不交公，数额较大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贪污罪）的规定定罪处罚。这是目前我国刑法规范中唯一一条涉及国家工作人员接受公务礼物不予上交从而构成犯罪的规定。这一刑法条文的适用，通常以公务礼物接受的正当性作为前提条件，所以，国家法律对行为人接受该类财物本身并不予以违法乃至犯罪的否定评价，其违法、犯罪性质的确定均针对接受公务礼物之后的“应当交公而不交公”的行为。在当前适用“两院”司法解释认定受贿犯罪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完全可以参照上述刑法和相应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行为人及时退还、上交接受的财物的具体时限。对于无正当理由超过1个月才退还、上交财物的，或者有足够证据证明行为人是为了“掩饰犯罪”才退还、上交财物的，均应确定为缺乏退还、上交贿赂财物的主动性和及时性，推定或者直接认定行为人具有收受他人财物的故意，如果财物数额达到法定标准，并且具备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法律条件的，自应按照受贿罪定罪处刑。